谁制造了《我是歌手》
在湖南生活频道做了两年社会新闻节目之后，1998年，洪涛接受后来任湖南广播电视台副台长的王平的召唤，加盟湖南卫视。
彼时，正是“电视湘军”异军突起之际。1998年3月，何炅、李湘主持的综艺节目《快乐大本营》开播，一个由湖南卫视一统天下的快餐娱乐时代在中国悄然开启。这个标志性的节目一红就是16年，延续至今。
它实际取代的是于1990年春相继开播的《综艺大观》和《正大综艺》。《快乐大本营》开播一年后，央视的王牌节目、由倪萍的继任周涛主持的《综艺大观》因收视不佳而被迫改版，但仍每况愈下，苦撑5年后停播。
1997年前后，中国允许一部分省级电视台上星播出，中国的电视观众第一次有机会收看到其他省份的电视节目。中央电视台从此面临与省级卫视台进行商业竞争的局面。
在得到这个机会之前，作为一家身居内陆、资金短缺、缺乏政府支持的电视台，湖南电视台曾经主要以湖南农村以及地市州民众为受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被以城市居民为受众的长沙电视台所压制。因为缺乏广告源，广告时间长期被化肥饲料所占据，当地人甚至为其冠上了“化肥电视台”的名号。
1997年1月1日，此台正式通过亚洲2号卫星传送并更名为湖南电视台卫星频道。在当时的处境下，做出内容过硬引发高收视的节目，是湖南卫视唯一的改变命运之道。而当时的湖南卫视既无金主，也无资源，能够倚仗的唯一资本，就是人。所以，在当时的湖南卫视，不论资历出身、只要能做出过硬的节目，就可在台里占据一席之地。“电视湘军”因此得到了出头的机会。
何炅的命运也是从那时开始改写。这位曾经的央视儿童节目主持人，从那时开始一直牢牢占据着湖南卫视主持人的头把交椅。他向我们这样形容当时的气氛：“这里就是有一种魔鬼般的气场，每个人都非常拼命。好玩的是，细想一下究竟是为谁，为了什么在拼命？也很难想得清楚。但你就是觉得不拼命去把这个事情做好，就是不对的，甚至会有罪恶感。”
这种气氛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被认为是形容湖南人性格最贴切的一句话。所谓“霸得蛮”，可能是湖南人性格中最重要的特征，一种英雄豪情和强盗匪气相结合的气质。如今洪涛带领的团队成员，谈起他的性格，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词是“温和”、“儒雅”，但他本人却强调，自己绝非一个缺乏进取心的好好先生。例证之一是，他的微信用户名叫作“舍我其谁”。
所以1998年湖南卫视那种水泊梁山般的时代洪流，洪涛投身之中，正是被其“霸蛮”气质所打动。一个几无专业经验的人赤膊上阵，准备大干一番事业，彼时彼地不是异类，实际上大多数人都跟他一样。在这里，会做什么，不会做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霸蛮”的逻辑中，一切技术层面的问题都不被视为真正的困难。
他当时得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机会，担纲制作《音乐不断歌友会》。这档节目在国内开创了音乐节目综艺化的先河，他于电台期间积累的资源优势，此时得以充分释放。这个节目迅速成为了两岸歌手在内地进行唱片宣传的第一站。逐步积累的品牌效应，使它在国内综艺节目中至今保持一个纪录，“所有上这档节目的歌手，没有一分钱的出场费。”
虽然与湖南卫视当时风光无限的《快乐大本营》、《玫瑰之约》等节目相比，这档节目只能算作一道“开胃小菜”，但在音乐领域的资源积累，却让洪涛为他在日后的更上层楼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在这个高密度、高强度的周播节目的洗礼下，他从一个连录像机也不会开的“菜鸟”，逐步成长为国内最具专业经验的电视导演之一。门外汉变成了专家。
在很长一段时间，作为王平团队的一员，他都是一个“做事的人”，而他的上司、搭档王平则是“管事的人”。内敛的性格让他擅长于把注意力集中于事情本身。这样的黄金组合积蓄了超强的战斗力，时机一到，便显现出惊人的爆发力。这就是自2005年起，与王平一道制作的《超级女声》。这档节目所引发的效应，已无须赘述。李宇春、张靓颖这批“05超女”，今天已经是中国内地娱乐业的中坚力量。而那届《超女》所达到的社会影响力，至今仍是湖南卫视创立17年以来的最高峰。
作为这场电视盛宴的掌勺者，在洪涛看来，这个节目顶破了国内综艺节目的天花板。“过去的音乐节目只是做音乐，但我们当时是在做人，做人的故事，人的情绪，人的魅力，以音乐为载体生产平民偶像。这是一种颠覆性的创新。”
对观众心理的把控能力，由此确认为他的强项。而他在湖南卫视的地位，也由此确立。
2005年底，他所在的王平团队借助“05超女”的强大影响力，开国内卫视台的先河举办跨年演唱会，又一举成功，催生了一拨跨年演唱会的热潮。之后，他先后参与创立、执导《舞动奇迹》、《挑战麦克风》等节目。2009年王平离开后，洪涛选择留下，成为团队负责人。他迅速挑起了《快乐男声》、《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和《湖南卫视春晚》这些最重量级节目的大梁，而湖南卫视又始终保持着业界的领先地位，所以那两三年的洪涛，一时风光无两。
二
2012年7月13日，由星空传媒旗下灿星公司打造的《中国好声音（The Voice of China）》正式在浙江卫视播出，这个中国电视史上首次制播分离的节目，以一种横空出世的姿态席卷电视荧屏，造就的声势超越了电视节目的范畴，升级为全民讨论的社会话题。一个在智识、审美和价值观上更国际化的娱乐时代开启了。
在其面世的前一天，2012年7月12日，洪涛团队推出了一档由明星模仿明星的真人秀节目《百变大咖秀》，尽管这档节目收视率始终不俗，但这档周四晚10点档播出的节目并无法扛起正面阻击竞争对手的重任。湖南卫视这个曾经与“收视率第一”几乎为同义词的名字，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洪涛说，《中国好声音》令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市面上最好的音乐节目，竟然不是出自湖南卫视，不是出自自己的团队，这令他内心感到刺痛。“那个时候，心里真是憋了一股劲。”
十几年间，省级卫视间的厮杀日趋激烈，综艺节目的竞争门槛已被抬到了他此前不曾想象的高度。与湖南卫视的“霸蛮”之气不同，眼前的竞争对手呈现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职业经理人式的气质，更像是一部精密运转的节目生产机器。当这种步步为营的精细制作与海外购买的优质创意相结合时，洪涛明白，仅仅依赖过去所习惯的靠创意取胜的竞争逻辑，已经不足以在这个战场上保持领先地位。
作为湖南卫视最倚重的大将，洪涛当时的压力可想而知。
2012年10月的一天，长沙前往北京的航班上，洪涛面对笔记本电脑屏幕，突然流下了眼泪。对于随行的几名长期跟随他的团队成员而言，这是过去十几年间几乎从未见过的情形。这个在同事印象中极少表露个人情绪的中年男人突然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是由于看到了一期韩国歌唱真人秀节目，《我是歌手》的韩国版。事后，同事们并未从洪涛那里得知让他情绪暂时失控的具体细节，但却因此理解，半个月之前，洪涛为何会做出那个令他们感到突然的决定，放弃了跨年演唱会这个自己操持多年的节目。
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卫视跨年演唱会之争由他一手催生，自2005年首次担任总导演以来，他不仅是这股风潮的引领者，甚至称得上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但彼时彼刻，时局逼得他不得不进行一次前景并不明朗的冒险，去竞争这档后来被命名为《我是歌手》的新节目。
事实上，在此之前，他曾两度退缩——这档节目的版权早在2011年就已被湖南卫视买下，随即被推介至各支制作团队。但包括洪涛在内，各个团队的第一反应都是放弃。原因则在于，在当时看来，这档主打“顶级唱将PK”的节目在国内几乎不具备可操作性。
之所以难以操作，根源在于中韩两国截然不同的电视娱乐生态。韩国的流行音乐市场被偶像团体所主宰，以唱功见长的歌手生存状况并不理想，登上一档热门节目乃是不可多得的事业机遇。“中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后来担任《我是歌手》执行制片人的洪啸介绍说，“中国的歌手只要唱红过一首歌，靠走穴也能舒舒服服过好多年，凭什么要来你这儿冒着失败的风险和别人PK？”
但在《中国好声音》出现后，这档节目被确认为是最有可能的反击武器。新的竞争格局下，一档成功的节目必须是颠覆性创意与精细制作结合的产物。《我是歌手》韩国版让洪涛看到了这种可能性。与市场上层出不穷的“素人选秀”相比，它没有酷炫的包装、残酷的赛制、经过渲染加工后的苦情故事，而是聚焦于音乐本体，依靠实力唱将的唱功本身吸引观众。这使得节目更具质感，却也更考验观众的耐心。“它给你的感觉更像在看一部电影，非常细腻，大家被打动都是因为认真。它不是一档嗑着瓜子聊着天可以看的节目。很可能错过了一个表情，整首歌都不会打动你。”
然而，在将内心构想转化为实际产品，推上屏幕，接受市场厮杀之前，他首先要在湖南卫视内部突出重围。
走进湖南广电大楼，一块24小时滚动播放各类收视率排名的大屏幕时刻提醒着寄身于此的每一个人，竞争无时不在。这里或许是中国电视业竞争强度最高的一片领土——过去十几年间的热播节目，大多是公开竞标的产物。一档节目会有数名制作人带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团队展开争夺，最终只有一家胜出。连续竞标失败的团队，将仅保留几名核心成员，其他人员临时解散，分配到其他团队协助工作。
《我是歌手》亦是如此。公开竞标时，洪涛团队面临另外三支团队的竞争。对于临时起意加入这场战局的洪涛团队而言，前景并不乐观。另一支竞标团队早在一年前就前往韩国对原版节目进行了实地考察，而洪涛团队从决定参与竞标到走上宣讲台，仅仅只有一周时间。
尽管如此，他依旧志在必得。当时代表洪涛进行宣讲的团队成员孙莉说：“跟了他十几年，我能感觉到，他做这档节目的状态和以前不一样。身体极度疲劳，精神始终满血。他把过去二十多年在音乐行业的积累全部搭进去了。”
招标大会结束一周之后，洪涛得到了中标通知。节目上档日期安排在2013年第一季度，每周五晚10点档播出，筹备时间只有不到三个月。对他而言，这是一次没有退路的赌注。
他又赤祼祼地站在了天空下面。湖南卫视自创立以来的那个逻辑仍在，谁做得出最受欢迎的节目，谁就是这里的弄潮儿。
也许是过去堪称辉煌的战绩帮他拿到这个节目的制作权，但在当时的境况下，如果这个节目没有取得足以与《中国好声音》相抗衡的成功，那就是失败。不但是一个节目的失败，也意味着整个湖南卫视的失败。如果那样，他多年积累的地位也许会毁于一旦。他会成为一个“过时的人”。
后来，洪涛承认，对于习惯了选秀比赛激烈厮杀的观众，能否接受这样一档气质相对严肃的节目，自己当时并无把握，是“一步险棋”。但湖南卫视一贯以来的行事逻辑支撑他迈出了冒险的一步。《我是歌手》制片人都艳这样分析洪涛当时的心态。“湖南电视人做事的态度就是，不管事情能不能成，反正先拼了再说。”
在湖南卫视，“冒险”从来都不是一个贬义词，这甚至是大家得以生存的基础。“《美国偶像》做到第十几季，节目样态和第一季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换一拨人接着唱就行。但在我们这里，每做一场节目，都会有人问，和上一场的变化在哪里？”洪涛曾不止一次感叹：“做了十几年电视节目，我们亲手培养了全世界最挑剔的观众。”
三
对节目筹备期的洪涛而言，压力最大的部分，是对歌手人选的确定。执行制片人洪啸说：“选对了OK，如果选不对，你就完蛋，这个压力太大了。比方说黄绮珊选错了，那肯定是一大败笔，邓紫棋选错了，那也是一大败笔。虽然现在她们成功了，但这是事后才知道的，万一当时她们不行呢？”
面对这一问题，洪涛表现出了果断强硬的一面。他分析，自己当初在竞标中能够胜出，一是十几年来一直制作音乐类节目的经验积累，另一方面则是在原版基础上进行了大量本土化改造。改造的重点之一，是在原版节目清一色成名歌手的基础上，增加扮演黑马的角色，让节目更富戏剧性，更加符合中国观众的收视口味。
但这一设想起初并不为人所接受。第一季开始之前，一次讨论竞演歌手人选的策划会上，洪涛对黄绮珊的提议遭到了台领导、专家顾问、团队成员的全体反对。这位中年女唱将因为唱功惊人，此前在流行音乐圈享有盛名，但知道她的普通歌迷却为数寥寥。面对集体否决，洪涛最终行使了节目负责人的一票决定权。“她一定会是这个节目当中的一个核武器，所有领导都反对，但我当时就说，我作为一个总导演，一定要她，而且一定要相信她。”
后来的结局是，黄绮珊一曲而红，甚至被称为“收视神器”。第二季时，邓紫棋也经历了相似的命运。在香港一个音乐节上听到邓紫棋的表演后，当天晚上，洪涛就来到她的经纪公司敲定了档期。“当时和我在一起的一个同事感到非常诧异，她也没什么名气，就敲定她了吗？我告诉他，对的，没有问题。”
洪涛相信，20多年音乐节目的制作经验，足以支撑自己对一名歌手的实力做出准确的判断。既然如此，就要排除一切干扰因素，按照事情最本质的规律做出决定。
这样的想法，来源于几年前他所执导的另外一档节目。当时他希望起用几名选手，遭到否决之后，他做出了退让。那档节目的收视率和口碑并未达到他期望的程度，他事后总结，自己当时在参赛人选上不够坚持，是一个重要原因。“从那以后，我觉得作为一个项目的负责人，必须把每一个细节都做扎实。这种付出一定有回报，你在一个具体的点上可能没有回报，但它一定通过另一个事情给你回报。”
基于这样的考虑，他找来了王菲和陈奕迅演唱会的音乐总监梁翘柏，并告诉他，希望他为这档节目提供全行业最好的音效。梁翘柏按照洪涛期望的标准找来了最好的乐手、和声、调音师、音响设备，但却依然感到困惑。“我知道的电视台很少愿意把钱花在‘看不见’的地方。明星大牌不大牌，舞台炫目不炫目，这些观众看得见，但是音响好不好乐队强不强，对观众而言真的重要吗？”
与梁翘柏进行对接的音乐导演王皓觉得，正是这种“看不见”的细节，影响了歌手们的投入程度，并最终提升了节目的呈现效果。“刚来的时候，歌手们的想法是有偏差的。有人很认真，但也有人觉得就是随便录两期通告，甚至都不需要彩排。但当他们和这样精良的配置合作过之后，每个人想要把歌唱好的本能都被激发出来了。他们甚至愿意为此推掉商演赔一笔钱，也要多排练几天。”
作为洪涛十几年的工作搭档，王平这样描述洪涛的工作风格：“实际上，他恰恰是以一种绝对不娱乐的态度，用一颗素心，将细节做到极致，才真正做出了极具娱乐精神的节目。做‘超女’时我曾经跟尚雯婕说，你是以准备高考的方法赢得了一场娱乐选秀。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
尚雯婕工作室总经理聂心远说：“洪老师真的是什么都管，什么都参与，我觉得他是一个操心的命。当然他并不是指指点点，而是一板一眼地去抠每一个细节。我不知道别的歌手，尚雯婕每期穿什么，化什么妆，然后选什么歌，然后怎么编曲他都要了解。”
跟他多年合作的湖南卫视当家主持汪涵也说：“洪老师做事的风格和他温和的外形并不一样。我们录节目时连一个灯的摆放他都特别苛求。”
关于他对细节的执着程度，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段子。《我是歌手》第二季第九期，韩磊唱了一首《花房姑娘》。进入副歌部分后，韩磊在一句歌词中突然改变了音色，一位观众从座位上猛地跳了起来。洪涛在现场观察到了这一细节，他希望这个瞬间能够最终呈现在电视屏幕上。但在审片时，他没有看到这个画面。他来到后期机房，对负责拍摄韩磊的8台摄像机录制的画面逐帧观看，终于找到了这一瞬间。为了这一秒钟的画面，他花费了一个多小时。
在湖南卫视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档节目具备如此庞大的拍摄规模。《我是歌手》第一季共设置了38台摄像机位，第二季更增加到了40台以上。第一期节目的录制素材超过了1000小时，要在一周之内剪辑成90分钟的节目。对洪涛而言，这不仅意味着超大的工作量，同时也意味着巨大的财务压力。湖南卫视是一个成本核算非常严格的平台，节目制作人必须为最终的投入产出比负责。而《我是歌手》投入的物力财力，在湖南卫视历史上几无前例。“两三百号人同时参与操作一档节目，对讲机的频率全被塞满了。那一天整个湖南台几乎没有办法录其他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台里面都会有疑问，一档90分钟的节目，需要这么多台摄像机吗？”编剧组负责人孙莉说。
不光是洪涛本人，这支团队中的每一个人，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制片人都艳带着一支十几人的剪辑团队，吃住在机房中，每周工作120小时以上。音乐导演王皓，每天需要在30多个微信群中沟通协调关于现场配乐的一切细节。编剧组负责人孙莉带领二十多人，对每位歌手的过往经历进行无死角的阅读消化，在此基础上设置相应剧情。一位负责齐秦的女编剧忍不住感叹：“除了我爸，他就是这辈子我最了解的男人。”
《我是歌手》第一季第一期播出之后，洪涛参加团队会议，糟糕的脸色吓到了所有人。“我就觉得他整个人都是黄色的，怎么会那么黄？我还以为我眼睛出了问题。”制片人都艳回忆说。超高强度工作负荷之下，洪涛得了急性黄疸肝炎。开会之前，他在机房待了三天三夜，和剪辑团队一起敲定了后期剪辑的每一个细节。然而，即使不说，大家也知道他的心情，一个险滩终于撑过去了，他的眼前将是一段开阔的河面。
四
《我是歌手》第二季结束一个月后，洪涛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和拍摄。确定具体时间对他而言并不容易，尽管节目也已收官，他得以从连续一百多天的不间断工作中抽身出来，但他并无喘息之机。经历了一个短暂的休假之后，时间随即被不计其数的会议和等待他签字的文件票据所填满——2014年3月起，他成为了主持日常工作的节目制作中心第一副主任，湖南卫视的所有自制节目，如今都在他的统领之下。
几经周折，拍摄时间定在了5月15日傍晚，地点在湖南卫视1200平米演播大厅，正是《我是歌手》的录制地。但在自己的主场，面对摄影镜头，洪涛却表现出无法掩饰的拘束。“看到镜头我就浑身紧张，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摄影师不得不反复提醒他，“表情自然一点儿”，“身体不要太僵硬”。
不过，就是这个对镜头心存恐惧的49岁湖南男人，却成为了时下最知名的电视幕后人员——《我是歌手》末尾由总导演宣布竞演结果的环节，不仅让观众看到了歌手们忐忑不安的表情，也让他们记住了洪涛这个名字。
这带来了一种此前少见的、能够唤起新鲜感的收视体验——制作人不再完全居于幕后，而成为了节目情节链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表演者。对洪涛而言，这是百般挣扎的结果。直到节目正式录制前一个星期，他还向团队成员提议，由专家听审团宣布比赛结果，但被所有人一致反对。
每次宣布结果时，洪涛经受着近20部摄像机位和全场工作人员的聚焦，这时常令他感到不适。1998年正式成为电视湘军的一员后，在这个以激情、大胆、拼命著称的电视娱乐王国里，他以内敛寡言著称。但时代的洪流，最终还是把他推到了最风口浪尖的位置。在无声无息地结束了歌厅驻唱生涯，又沉默了这么多年之后，他还是成为了一个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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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3-30 10: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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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3-30 10:22:14
